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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与现代寺院经济

释妙信 日出下弦月 2021-09-22

                  农禅与现代寺院经济

 

摘要:在古印度以及泰国等南传佛教地区的社会环境下,出家人可以过原始佛教的乞食生活,但在中国社会就行不通了,所以祖师们建立了农禅自养的经济模式,以保障寺院的生存与发展。本论梳理了农禅的历史发展沿革,剖析其对寺院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以期对当今时代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佛教 禅宗 寺院经济 农禅  

 

现在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寺院主要经济来源是信众游客的供养与经忏佛事收入。这种经济模式脆弱而不稳定,还有非常多的弊端。寺院经济过分依赖旅游,还会使寺院被贪官与奸商利用而“商业化”,所谓“佛教搭台,经济唱戏”,寺院的经济与管理不能独立自主。这样与地方势力经常会发生很多利益之争,破坏寺院的安定,干扰出家人的闻思修行。而且这种依附他人生存的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下,还会导致社会歧视佛教,僧人没有社会地位。人类社会历史上,受社会歧视、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体,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现在佛教能有现有景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僧人大多数也都是普通社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可能不受社会观念与经济政治的影响。所以寺院必须首先有自己稳定的经济基础,自食其力不依赖信众游客,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谈得上发展振兴。

 

(一)农禅的历史渊源

出家人的农业耕作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时期。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指责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想必当时寺院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出家人并不像世人所想象的那样,总是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很多出家人的修行生活仍然是“或游化、或冢上、或树下”的头陀苦行,此时既没有农业生产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到了东晋末年,随着僧团规模的迅速扩大,且许多寺院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维生的。由于大势所趋、情势所逼,寺院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

农禅形成的前提是禅僧的定居。禅僧初住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于唐大历年间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僧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生产也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与唐时河洛地区和东西两京的著名寺院不同,虽然大的禅寺庄园也拥有佃户或雇工,但因其修行方式的影响,禅寺丛林大都远离都市,受社会动荡的影响较小。尽管历经安史之乱、唐武宗和北周世宗的法难、北宋徽宗和明世宗嘉靖帝崇道抑佛,但禅宗都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并不是完全依赖于世俗政权的护持和信众供养而生存的。禅宗正是依靠农禅并重的禅林农业,奠定了一千多年历史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二)关于农禅与戒律的争议

由于佛教强调不杀戒,认为农业劳动如锄地等,会伤害地下生命而得罪业,因而佛教反对出家人“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但是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入百丈山开山建寺、大扬禅风,综合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并成为禅僧的生活理念与行为,使禅僧的农业耕作建立在符合戒律的理论基础之上。关于这个争议《灵峰宗论》载:“问:西乾(印度)列祖,三学精通,此间地僻时遥,人罕闻见,唯唐宋来数辈宗匠,踪迹彰著。然当其水边林下,则以三条篾、一把锄,为清净自活;逮其匡徒领众,则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真实芳规;至于扬化接人,则以一棒一喝,为拈提向上,俱与律学不相应。好心出家之流,由行脚入山,至登座披衣,所仿效者,无非此等,今还许从上诸祖是真比丘否?若非,何绍祖位?若是,何不遵律?... 答:祖有三类。一者严净毘尼,弘范三界,如远公、智者、左溪、永嘉、荆溪、大梅、永明、高峰、中峰、楚石等是也,古今如此知识,亦甚众多,所应景仰仿效。二者,丁兹末世,势不获已,遵佛遗命,舍微细戒。住静则刀耕火种,领众则垦土开田,然非时食等诸戒,仍自遵行,故晚用药石,不用粥饭;德山托钵,亦因视影。而此等知识,便不肯为人授戒。所以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及性戒也。复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其中下划线处,解释得很清楚。

禅宗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决定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百丈清规》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这是汉传佛教历史上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一次重大变革。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

 

 

(三)农禅生活景观

禅僧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并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农禅并重是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农业劳动能砥励心志,促进身心健康,还能自给自足,是汉族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佛教中的体现。禅僧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搬柴运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

在一些禅宗语录中,诸如“看田回,上堂”或“师一日与僧观稻次”之类的话经常见到。农业生产在禅师们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也有那种闻知收入“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而欣喜万分的禅师。一些禅师在耕作之余,还写出诗文表达自己边农边禅、丰衣足食、自得其乐的心情:“掘地倦来眠一觉,锄头当枕胜珊瑚…开畲垦地闲消遣,佛法身心半点无,萝葡收来烂熟蒸,晒干香软胜黄精。”可见农禅生活其实可以成为充满趣味与快乐的田园生活。

《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如唐朝布袋和尚著名的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正因为禅宗师徒把禅修与农业劳动相结合,所以禅门中也才流传着如“沩山摘茶”、“庐陵米价”等,与劳动有关的公案或话头。

在禅门中还有不少规模很小的寺庵与深山隐居者。禅僧过着“刀耕火种,就岩缚屋,一榻萧然”的生活,满足的是“疏泉垦荒为田以自给,舂炊樵汲皆躬为之”和“春垦半亩畦,秋收一担粟。”当然也有艰辛的时候,如诗所言:“去年河伯大为灾,青秧荡尽田如海,蝗虫继起势遮天,掠地伤苗数千里…更加春雪大如拳,半月霏霏不肯止…檀那(即施主)不至将谁倚,铁板虽挂旧堂前,托钵空回烹白水,僧徒鸟散无可栖。”从这优美的诗句中可以看到,农业生产对于佛教生存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农禅不仅能解决寺院的经济来源,基本的生存问题。还能改善寺院的人文生态,让出家人能有一个舒心悦意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促进出家人的身心健康与闻思修行,能让大多数出家人能一辈子在佛教中安居乐业,至少与佛法三宝结上很好的善缘。同时也能改善佛教的社会形象,让更多的众生与佛法结上善缘,种下解脱的善根。

 

   (四)农禅的现状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上奏光绪帝,建议将各地庙产的70%用作办学堂,得光绪帝批准实行。此后便如洪水决堤,开始了晚清民国时期持续了几十年的“庙产兴学”运动,印光法师、寄禅法师等高僧大德、护法居士为此力争,多次化解危机。建国以后经过文革的浩劫,农禅制度在大陆基本完全毁灭,文革以后寺院的土地资源也是非常匮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很多禅宗大德都在为恢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传统而努力。一些有远见的老和尚们,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非常重视农禅传统的保持。比如云居山真如寺在佛教恢复后,保持了很久可观的农业生产规模;江西青原山净居寺的体光老和尚以及广东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等,都根据条件不同程度地在保持农禅传统。他们对农禅传统也是高度的重视,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一时的物质丰富,而舍弃这种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同时他们也希望禅宗的后学者们也能继续保持这种传统。

 

(五)对发展农禅的一些设想

推广农禅的关键首先是土地来源,这在现代社会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国家为了防止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政府对土地的管控历来很严。又由于历史与政治等原因,以及佛教自身的许多问题,寺院拥有的土地资源普遍都非常少。但是这种格局不是铁板一块的,只要努力争取,不是没有改变的希望。首先国家的法规政策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在做更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死的。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闲置荒废的土地逐渐增多,现在土地政策已经开始松动,有些大企业已经开始利用国家灵活的土地新政策布局生态农业,这种当今时代极有发展前途的一个产业,寺院同样可以进行尝试。

很多寺院都处于远离闹市的山林等寂静地。这些寺院可以灵活运用古代农禅的理念,相合现代社会发展生态农业,种植经济效益高的药材、花卉、山珍等。不但绿色环保,还有佛教的人气,而且佛教徒相信业因果,有极高的信誉保证,依靠这些不共的优势,必定能展现强大的竞争力,快速赢得市场。这还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重视环保经济与传统文化的战略,顺势而为所以肯定比较容易。民以食为天,农业经济在任何时代都是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寺院只有在搞好农业经济的基础上,才能谈发展其他经济产业。

退一步说,发展农业经济即使暂时挣不到多少钱,至少寺院里的僧众还能吃上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节省很多开支。还可以开设佛法闻思修与农业劳动相结合的农禅班,丰富寺院生活,增进出家人的身心健康。本来现在佛教文化圈非常狭小,寺院又是各自独立,缺乏良性互动,所以寺院生活普遍单调乏味,很容易导致出家人沉迷网络世界的虚拟生活,耽误修道不说,对身心健康也非常不利。

城市里的寺院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合适的商业以及文化产业,还可以和山里的寺院合起来搞城乡联合。以自修为主的修行人可以在山里的寺院一边进行农业生产,一边安心闻思修行;城市里的寺院则主要由修行境界比较稳固的法师,开展弘法利生事业为主,或者大家进行轮调。这样城市寺院的出家人就不必总是呆在闹市里受干扰了。城市寺院还可以帮助山里的寺院销售农业产品。这样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高效充分地利用各个寺院的人才与资源。其实寺院联合起来以后,还能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寺院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能力。

寺院有了自己充足稳定的财源,再有很好的组织与管理的话,修行人就少了很多内外的干扰,也能有实力解决僧人的医保、养老、赡养父母等基本的需求,远离种种顾虑而安心闻思修行,进而就能提高道德修养与修行境界,也会赢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人才,这样佛教就会逐渐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禅林宝训笔说》

[2]《寒茄集》

[3]《汉传佛教寺院经济演变研究》.于飞.巴蜀书社

[4]环球网2015年9月至11月相关新闻

[5]百度百科:农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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